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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津风尘仆仆进城,直奔西京皇城内的尚书省。
东都形势瞬息万变,危机日益严重,恶化度越来越快,代王杨侑和留守西京的中枢大员们为此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但各大势力在支援东都一事上存有分歧严重,争执不休,至今拿不出一个符合各方利益且被各方势力所接受的支援方案。韦津的到来可以西京更为详细的了解东都形势,更加正确的解读和分析这场危机,从而帮助西京以最快度拿出决策,所以代王杨侑和留守西京的中枢大臣、中央大员和卫府统帅们于十三日下午齐聚尚书省,先听取韦津的奏报,然后共谋对策。
八岁的代王杨侑是西京名义上的最高军政长官,其席辅臣是王府长史韦节,来自关中韦氏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权贵。
西京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是实际上掌控西京军政大权的中枢宰执。其下中枢大员有尚书省的刑部侍郎萧造、兵部侍郎明雅、尚书右司郎卢楚,门下省的给事郎赵长文,内史省的内史舍人郭文懿,秘书省的少监袁充和秘书丞崔民令,殿内省的少监韦圆成,御史台的持书侍御史杜淹,谒者台的有司谒者杨则等。中央大员有卫尉少卿宇文儒童,鸿胪少卿苏夔,司农少卿独孤机,京兆内史李长雅,司隶大夫裴操之,太常丞元善达等。
军方高级统帅有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右候卫将军冯孝慈,武贲郎将豆卢贤,京辅都尉独孤武都和监门直阁将军庞玉。
韦津实话实说,东都方面除了樊子盖和关陇本土贵族权贵外,其他势力均不积极寻求西京的支援,而杨恭仁、崔赜等人更是明确反对西京出兵,其原因大家心里都清楚,但问题是,这场兵变已导致大运河中断了,二次东征难以为继,怎么办？二次东征是不是半途而废不打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西京就必须出兵,以最快度出兵,以最快度平息这场叛乱,重新打通大运河,确保二次东征的胜利,但这正是西京迟迟拿不出决策的原因所在。
这场兵变是否会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远在辽东的圣主和中枢接到东都爆严重危机的消息后,是否会果断放弃东征？如果圣主和中枢一意孤行,继续东征,那形势就复杂了,当然了如果内外两个战场都打赢了皆大欢喜,反之就是自掘坟墓了。
这是影响西京出兵的外因,而内因则是西京是否具备出兵的条件？
现在西海的吐谷浑人正在猛烈反攻势如破竹,河西会宁的突厥人正在以归家的名义蠢蠢欲动,西域诸国正在西突厥人的威逼利诱下纷纷倒戈,河西军在西域境内腹背受敌,尾难以兼顾,不得不撤回敦煌,由此导致中土失去了对且末和鄯善两个西域边郡的控制,而西北军统帅元弘嗣不但无力逆转西土危局,反而有动军事政变攻打西京之嫌。西京在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下,实际上并不具备出兵支援东都的条件,一旦西北危局因关中主力东进戡乱而迅恶化甚至失控,由此危及到了西京乃至整个西疆的安危,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责任谁来背？
所以西京各大势力不论在出兵东都这件事上持有怎样的立场和利益,不论是反对出兵还是支持出兵,前提条件都是西北局势必须在可控范围内,西北军必须有能力保证西疆的安全,否则就只能把出兵时间拖延到冬天,待西北大雪纷飞,西北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西北军能够腾出手来的时候,再去支援东都。
但问题是,现在还是夏天,距离冬天大雪纷飞之日至少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而东都这场风暴一旦任其肆虐到冬天,结果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西京事实上没有选择,必须出兵,还要尽快出兵。
西京陷入两难困境,好在东都到目前为止只向西京提出了“求援”要求,尚没有明确提出“出兵”要求,这给了西京更多的考虑时间,但不论如何考虑,东都局势迅恶化是现实,杨玄感和韩相国两路夹击东都也是事实,大运河中断更是事实,这种情况下仅靠东都本身力量已经难以逆转危局了,退一步说,即便可以逆转危局但肯定不能在短短时间内结束这场风暴,风暴结束不了大运河就始终中断,大运河断了就直接危及到了远征军数十万将士的性命,因此西京肯定要出兵,而且越早越好,即便东都迟迟没有提出“出兵”要求,西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置国祚安危和中土利益于不顾。
所以西京争论的焦点就是：是否出兵？何时出兵？出多少兵？
依照律法,西京出兵支援东都,必须要圣主的诏令,但现在特殊时期,依照军兴之法战时制度和圣主的授权,西京可以自己决策,然而问题是,东都是京师,地位然,在两京共存的特殊制度下,东都是主,西京是从,换句话说,如果东都没有向西京提出“出兵”支援的要求,西京擅自出兵进入东都战场,肯定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后果,而这些政治后果必然会激化两京矛盾,这显然是圣主和东都不愿看到、不能接受之事,也是西京所不愿承担之罪责。好人做了,好事做了,最后啥功劳没有,反而惹来一身骚,一身麻烦,甚至身死族灭,谁于？
这一观点得到了西京各大势力的认同。东都必须明确提出“出兵”要求,西京必须出师有名,必须确保这次“出兵”不会带来一系列政治后果。
接着争执又来了。东都政局很复杂,东都有名义上的最高军政长官越王杨侗,有掌握实权的东都留守樊子盖,两个人在律法上的地位完全不同,同样的命令,越王杨侗下达的,和樊子盖下达的,所代表的律法效力和政治后果完全不同。如果提出“出兵”要求的是越王杨侗,在律法上完美无缺,西京“出兵”没有风险,反之,如果提出“出兵”要求的是樊子盖,那西京就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了,即便樊子盖的背后是圣主,但在改革和保守激烈碰撞,两京冲突剧烈之际,谁敢保证圣主和中枢不会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门下省的给事郎赵长文认为,东都必须由越王杨侗下达“出兵”请求才具备律法效力,原因很简单,在东都留守这一块越王杨侗最大,无可争议,樊子盖根本代替不了越王杨侗,就像西京留守卫文升一样,卫文升也不能凌驾于代王杨侑之上,否则就是僭越,就违背了礼法律法。
给事郎在门下省仅次于黄门侍郎,出身于陇西赵氏的赵长文留守西京,全权代表门下省,权力很大。赵长文在前面“大旗”一举,后面一大帮关陇本土权贵都“跟”了上来。关中韦氏的殿内少监韦圆成,关中杜氏的持书侍御史杜淹,关中苏氏的鸿胪少卿苏夔都纷纷附和。苏夔是中枢宰执纳言苏威的儿子,在西京的影响力非常大。
秘书省的少监袁充则持反对意见。他也不好直接说越王杨侗是傀儡,也不能说杨恭仁和樊子盖针锋相对,只能质疑赵长文,如果东都被叛军四面围攻,岌岌可危了,西京依旧冷眼旁观,视若无睹,任由东都失陷了都不出兵救援,后果是什么？西京如何逃脱罪责？到那时西京还能以“越王始终没有要求出兵支援”做为自己脱罪的理由？
袁充是殿内省的副长官,江左旧臣,出自江左“王、谢、袁、萧”四大侨姓豪门之一,代表了圣主和改革势力,但江左人在西京本来就势单力薄,再加上圣主东征期间又带走了大部分绝对忠诚和支持他的江左籍军政大臣,导致江左人在西京基本上失去了话语权。好在山东人在西京的势力还不小,关键时刻双方结盟,互为声援,共抗对手。
刑部侍郎、梁国公萧造出自江左豪门萧氏,皇亲国戚,理所当然与袁充同心协力,坚决支持袁充的意见。
兵部侍郎明雅出自河北世家,尚书右司郎卢楚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涿郡卢氏,内史舍人郭文懿出自太原世家,秘书丞崔民令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博陵崔氏,京兆内史李长雅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赵郡李氏辽东房,五位中枢大员也立场鲜明地认为,只要东都请求西京“出兵”支援,不论是越王杨侗的决策,还是东都留守樊子盖的决策,西京都应该义无反顾的出兵东都。
还有一些势力则保持中立。出自宗室的有司谒者杨则是杨恭仁的堂弟,他就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
太常丞元善达,卫尉少卿宇文儒童,一个虏姓豪门,一个虏姓新贵,也是沉默是金。
司农少卿独孤机是皇亲国戚,也是武川一系的核心人物,在出兵支援东都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完全没必要介入到关陇本土势力和江左、山东人的冲突中。
司隶大夫裴操之出自河东豪门裴氏,他完全支持袁充的意见,但在西京这种政治氛围中,公开支持改革派必然会与关陇本土势力生冲突,很多时候谨慎的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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