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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述把自己的激进之策做了一番呈述。
谈判尚未开始，安州就处心积虑地抢走了主动权，占据了谈判先机，迫使长城内不得不向安州妥协退让，这对圣主和中枢来说是奇耻大辱，不可忍受。实际上妥协不算大事，但被小小的安州牵着鼻子走，被一群宵小逆贼所羞辱，这就是大事了，这严重损害到了天朝的尊严和脸面，挑衅了圣主和中枢的威权，必须给予迎头一击，必须让安州付出惨重代价，而最好办法无疑于借刀杀人，然后堂而皇之、轻轻松松地摘取胜利果实。
另外养虎为患的风险并不可控。安州实力越大，齐王翅膀就越硬，对圣主和中央的对抗也就越强，而随着南北大战临近，南北形势日益紧张，谁敢保证齐王不会乘机难要挟讹诈圣主，甚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借南北大战之便举兵谋反，给圣主来个前后夹击，陷中央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既然未来风险可以预见，当然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且还要尽快下手，以免夜长梦多，如此一来借助第三次东征高句丽来摧毁安州这股新兴势力，剪除齐王的“鹰犬”，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然，若能借助南北战争摧毁安州就更好了，就能更大程度榨取安州的价值，但是，因为今年西疆形势颠覆，大片疆土丢失，西突厥的变数无限增大，导致中土已经无力有效控制这场战争的进程。
西突厥狡诈，它的承诺根本不可信。今年西疆危机就由西突厥一手造成，它在中土的背后下黑手，联合吐谷浑虎口夺食，硬生生从中土嘴里夺走了西疆五个郡，横扫了西域诸国，双方新仇旧恨一起爆，这种情况下中土不是展开凌厉反击，而是忍气吞声，足见中土是抱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之心，打算各个击破，先把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大漠突厥解决了，然后再集中力量攻打西突厥。
既然未来的风险完全可以预见，东、西两部突厥又岂能上当中计，重蹈当年衰落之覆辙？中土是它们共同的敌人，中土对它们双方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能够重创中土必然可以给它们带来巨大利益，所以关键时刻利益至上，只要双方能够在利益上达成一致，随时都会联手攻打中土，因此南北战争的对阵双方虽然是中土和大漠，但中土国力随着这些年的对外征伐急下降，真正决定这场战场胜负的已经是西突厥，西突厥倒向谁，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圣主和中枢拥有打赢南北战争的绝对信心，对战争进程的复杂性亦心知肚明，但在明知西突厥已不可控的情况下，还允许齐王和安州这个变数的存在，那就是“玩火”了，搞得不好就是玩火***所以宇文述的这个计策完全正确，防患于未然，把危险消灭于萌芽中，符合国祚利益，更符合圣主和中枢利益。
君臣商讨良久，反复分析推演，最终还是接受了宇文述之策。
从圣主和中枢的立场来说，没有更多选择。距离年底不足一个月了，地方各郡朝集使、诸藩朝贡使，已经抵达东都或正在赶赴东都的路上，时间不是紧张，而是到了极限，不容一丝一毫的浪费，圣主和中枢必须在年底前拿出让人满意的成绩来，逆转今年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一系列颓势，否则就算圣主和中枢躲在河北的高阳宫，也无法逃避中央威权的沦丧和中土信任危机的爆，而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将给地方和诸藩以严重冲击，地方郡县会无视中央政令越来越无法无天，诸藩亦会离心离德甚至背信弃义倒戈一击，那么可想而知，国内外形势会急骤恶化，一溃千里，一不可收拾，到那时不要说第三次东征难以成行，南北战争亦无力准备，就连两京政治危机都无法缓解，一旦内乱加剧，两京分裂，则国祚摇摇欲坠，统一大业更有分崩离析之危。
而从大漠北虏的角度来说，这是危险亦是机遇，如果抓住了机遇，避免了危险，则南北战争胜算大增。此刻距离白贼攻打安州已经两个多月，距离白贼击败碛东南牙旗的叱吉设阿史那咄捺也有一个多月，相信到了这个月底，白贼北征弱洛水、松漠牙旗的步利设阿史那咄尔举兵造反和东北易主的消息就会传到牙帐。由此不难预见，到了明年正月初，牙帐就会拿出最新对策，大漠就会对安州和东北实施攻击或者招抚，但无论牙帐实施哪一种对策，对中土来说都是压力，都是威胁，回旋余地会越来越少，最终甚至一败涂地，白白浪费了大好局面。
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白白便宜了大漠，陷自己于被动困境，倒不如现在退一步，先把安州和东北纳入中土版图，先让圣主和中枢拿到开疆拓土的武功，先把日益恶化的国内外局势缓解一下，以求利益最大化。
初步决策就此拟成，最大诚意招抚安州和东北，最大程度满足安州和东北的要求，但前提是，安州和东北必须参加第三次东征，必须为中土冲锋陷阵。
这个决策能否在中枢顺利通过？
答案是否定的。
所谓最大诚意、最大程度的极限是什么？如果对方所提条件损害到了中土利益，是否也酌情考虑？这肯定要争论。
第三次东征都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决策，也就是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第三次东征，那么你以安州和东北必须参加第三次东征做为招抚条件，岂不是子虚乌有胡扯八道？这又要争论。
争论需要时间，而圣主和他的支持者缺少的正是时间，但中枢很多人尤其是持保守立场的大臣，并不缺少时间，他们缺少的是掣肘、打击圣主和改革派的机会，一旦碰到了机会，不论决策正确与否，都一概否决，为了否决而否决。
圣主沉思良久，毅然决断，“先谈判，先既成事实，然后以唾手可得的武功倒逼中枢接受事实。”
这就是霸王硬上弓，生米煮成熟饭，你不吃也得吃，不认也得认。而对于圣主和宇文述等君臣来说，安州和东北已经落在了李风云、李子雄手上，开疆拓土的武功板上钉钉，政敌们拼命阻挠招抚也在情理之中，为此不得不擅自绕过中枢实施招抚决策，但此举严重违律，破坏了高层决策机制，影响非常恶劣，不过考虑到招抚没有什么风险，还会兼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结果还是很乐观的，圣主和宇文述等君臣也就破天荒地破例一试了。
既然圣主不惜代价了，宇文述等人当然鼎力支持，但是，谈判容易，在最短时间内达成所需要的谈判结果就难于登天了。
“圣上，时间太紧，我们若想在年底前把开疆安州和东北的捷报传到东都，就必须于本月二十之前完成谈判。”虞世基神情凝重，面露难色，“从古北口到高阳宫再到东都，本身就是三十里一驿，传递度已到极限，不可能再快了，如此一来，我们即便立即派人乘传车日夜兼程赶赴古北口谈判，安州那边也给予密切配合，满打满算，我们最多也只有四天谈判时间。”
四天谈判时间？君臣六人面面相觑，相顾无言。
四天谈判时间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理论上可以，尽可能答应对方的全部条件，哪怕满足不了也应承下来，只要现在的目的达到了，拿到开疆拓土的武功就行了，将来的事将来再说。
但是，对手不是痴儿，你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未来你兑现不了承诺耍流氓，他岂不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你要拿出“真金白银”，让他不但看到现实利益，还要看到未来利益，唯有如此双方才能达成一致，各取所需。
“圣上，既然已经决定以第三次东征为陷阱，置叛逆于死地，现在就必须拿出丰厚的诱饵。”来护儿斟酌着，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没有足以打动叛逆的诱饵，就休想把叛逆诱骗到东征战场上，一劳永逸地铲除隐患。”
圣主微微颔，“谁去古北口？”
李浑肯定不能指望，他和齐王一条阵线，与圣主和改革派的矛盾亦已公开化，虽然他承担了招抚安州的使命，但他不是为圣主和改革派谋利益，所以必然借助招抚安州之机会，给自己争取最大利益，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会吃里扒外，与安州联手讹诈圣主和中枢。
关键时刻，圣主当然相信自己的亲信近臣，但事关重大，谈判过程中必须牢牢掌握底线，必须当机立断，临机决策，普通大臣没有这个权限，也没有这份胆识，更不敢担当，必须派一位中枢重臣亲赴古北口谈判。而把谈判级别提升到如此高度，也充分表达了中土的招抚诚意，或许就能事半功倍。
虞世基和来护儿互相看了一眼。虞世基犹豫不决，来护儿却是跃跃欲试。两个人的儿子都“落难”了，都陷在叛军队伍里“暗无天日”，这次招抚是他们儿子“重见天日”的唯一机会，所以两人都有心主动请缨，只是如此一来难免落人口实、授人以柄，一旦谈判没有结果，惹恼了圣主，那就得不偿失了。
圣主的目光从众人脸上缓缓扫过。目光经过虞世基时没有丝毫停留，这让尚在犹豫中的虞世基立即绝了心思；目光经过来护儿稍稍停了片刻，来护儿心跳剧烈，刚想张嘴请缨，却看到圣主的目光已经移开，来护儿暗自叹息，立即“偃旗息鼓”；目光最后停在了宇文述那张苍老而憔悴的面孔上，不再移动。
虞世基、萧瑀、赵才、来护儿看到这一幕，均是黯然一叹。
说到底，圣主最信任的人还是宇文述，每有危难，临危受命者，都是宇文述，当年争夺皇统如此，西征亦是如此，东征还是如此，杨玄感兵变，圣主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宇文述，而这次的事情说到重要性，远远不及以往，尚不必动用宇文述这位天朝重臣，但圣主还是动用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圣主害怕了，畏惧了，关中叛乱足以证明两京政治危机加恶化，两京斗争日趋激烈，圣主从中看到了分裂和崩乱的“黑影”，而之前以政治清算来打击对手的负面效应急凸显，政治手段已不足以威慑保守势力，至于武力镇压叛乱亦不过是重演前幕，叛乱镇压之后还是政治清算，结果就是一个死循环，危机的恶化度会越来越快，所以必须另辟蹊径，另找突破口。
突破口在哪？就在安州，于是宇文述再一次临危受命。
宇文述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眼中尽显疲态，“圣上，臣已做好急赴西京平叛之准备。”
“西京平叛？”圣主淡淡一笑，“重要吗？有用吗？能够解决问题吗？”
宇文述沉吟少许，微微摇头，同意圣主所说。关中不但是京畿重地，还是国祚根基所在，而根基之地爆叛乱，还是大规模的叛乱，其背后内情之复杂、牵连之广泛可想而知。杀，肯定不能解决问题，杨玄感兵变所引的杀戮已经血流成河了，圣主和改革派下了决心，绝不姑息养奸，结果如何？东都那边的火还没有扑灭，西京这边又燃起了大火，你来回灭火，疲于奔命，最终得到的就是一片废墟，毫无意义。
“但是，若姑息纵容，必成燎原之势。”宇文述考虑再三，还是劝进了一句，“圣上，关中一乱，西疆就难以稳定，而西疆危机一旦加剧恶化，则后果堪忧。”
圣主略略皱眉，不紧不慢地说道，“关中即便稳定，西疆也丢掉了五个郡。”
此言一出，宇文述哑口无言，虞世基、萧瑀、赵才和来护儿也是心底寒。仔细想想，圣主这句话颇有道理，当圣主率军远征高句丽，西疆做为大后方却丢城失地，这个责任难道都应该由圣主、中枢和西北军承担？难道西京和关陇贵族集团就没有一点责任？
宇文述躬身领命，“臣即刻赶赴古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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