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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265章 寿宴上的争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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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尚书吃了瘪,两位相公只好亲自出马,但亲自出马也不是亮个身份就能镇住高务实的,总得拿出点说辞来才行。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两位尚书吃瘪固然是真,但其实已经将平时常用的说辞都用了一遍,什么害民论、无用论,刚才实际上都已经讲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相公又有什么杀手锏呢?

    刚刚递补为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王阁老端坐席间,但上半身却转了过来,朝尚书席面上的高务实笑道:“锡爵久闻大司徒能言善辩,咳唾成珠,不意今日有幸得见,果有诸葛武侯之遗范。

    不过大司徒一定知晓,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孔子亦在《论语·里仁》中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在《论语·学而》中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高务实淡淡一笑,朝王锡爵微微拱手,道:“荆石公教训的是。只不过,方才所论之事关乎朝廷大政,务实虽德薄才浅,亦不敢以个人之俗名凌驾于天下之政略。

    我实学一宗,素来讲究所为之事必当有利于天下,切忌蚁羶鼠腐,狐媚猿攀,是以但凡论政,务实历来不敢讳言。再有,正所谓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若是辩理无用,我等读书十载,写就时文千篇,所为何来?”

    王锡爵心中一凛,暗道:高求真果然善辩!我以君子之方欺他,他根本不肯上当,所言之意无非是说,他因为忠于朝廷、忠于天下之大政,即便舍了这君子之道也在所不惜。

    高务实这个回答确实有点说道,因为对于一般的读书人而言,首要的关注点并非自己算不算“能臣”,而是自己算不算“君子”。在此时天下大多数文人的心目中,一个人首先应该是君子,其次才好去争取做个能臣。

    王锡爵他们所属的心学派就是这种思路,甚至传统的理学一派,也即通常而言的中立派,其实大多数人也持此态度,惟独实学派里头有些人对此抱有异议——譬如高务实现在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

    当然,高务实的表达其实并非“我哪怕不算君子,但我至少可以做个能臣”。他表达的意思是“如果要我做个选择,那么为了成为能臣,我宁可不做君子。”

    这两种意思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有个先后顺序在里头,有个因果、取舍在里头,意义其实就大不一样了。

    王锡爵呵呵一笑,道:“大司徒年未而立,学问既精,思虑又疾,以此学问思虑,论辩自然无人可及。不过,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者素来最忌操切。

    天下间有许多事原本或许都是好事,许多政策原本或许都是善政,然则一旦操之过急,一应大政累积在一块儿施为,就可能适得其反。

    一如此前朝廷急于积攒钱粮,为攻略察哈尔而准备,结果闹出西北之乱。去年大司徒收天下财权于户部一衙,新设两署十三司,此大政也。此大政行之是否有效,是否另有意料之外的变数,这都需要时间长期观察,不能仅以去年收支之数超越以往,便言之凿凿,认为必是善政无疑……”

    “施政是否有益,益中是否有弊,的确需要时间来证明。在这一点上,务实完全同意荆石公之论。”高务实点了点头,道:“不过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去年户部收揽天下财权之举,即是为西北之乱‘反求诸己而已矣’。见兔顾犬,亡羊补牢,虽前祸已然,亦可为后患之补也。

    至于荆石公所言之中论及今施政操切,务实虽当自省,不过这些‘大政’原本便是环环相扣,互为依存之政。前政即出,后政自当随行,否则瞻前顾后,恐怕反而错过时机,将来再欲行之,条件已然不再,岂不悔之晚矣?”

    无论阁老席还是尚书席,见王锡爵与高务实这两位大学霸开始引经据典地对战,都不禁有些暗暗兴奋。说起来,大家都是学霸,这两席之上,当年考试成绩最差的周咏也是三甲同进士出身。

    按照科举三年一度,一次约莫取三百人来说,同进士那也是平均每年只在全国挑一百号的人才,那学问能差得了?至于其他诸位就更不必说,基本都是二甲出身,甚至申时行申元辅干脆就是状元公。

    习武之人有机会和势均力敌的对手对战,几乎各个都是兴奋不已,摩拳擦掌想要好好较量一番,读书人难道便不是了?无非一个动手,一个动口罢了,而身为内行,能够观摩高层次的对战,原本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何况一般而言到了阁老、部堂这个层次,除非是在御前,否则很少会亲自下场“交手”了,自然更加不容错过。

    不过,观战者固然开心,参战者却未必,比如王锡爵此时就有点烦高务实的应对手段。

    别以为他俩都是引经据典,就以为两个人是在同一个频道论战,其实不然。双方实际上都是在互相设套,王锡爵的引经据典是为了将高务实拉进他王阁老的主场,反之高务实的引经据典其实也是为了将王锡爵拉进他高部堂的主场。

    什么主场?王锡爵的主场叫做“君子德操”,高务实的主场叫做“天下为公”。

    例如刚才高务实用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来形容西北之乱以后他出任户部尚书并收拢天下财权之举,其实就是摆明了“我眼里只有‘公德’而无‘私德’,任何私德到了我这里,都是为公德服务的。”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先看看他引用孟子的那句话本意是什么。

    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够;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位——凡是自己的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

    其实高务实没有引用完,后面还有一小句,是“《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概意思就是:“《诗经》说:‘常思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天理,以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这段话的本意其实是说人际交往,孟子经常论及这些,比如在《公孙丑上》里,孟子就说过:“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意思都是一样的。

    本质上来说,这些话是从个人品质来说的,其主旨提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多作自我批评。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所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但这句话本身也可以升华,例如从治理国家政治说,孟子这番话的意思就可以升华为正己以正人。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的那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儒家政治历来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所以多与个人品质紧紧连在一起,而自我批评则是其手段之一,其相关论述在《论语》和《孟子》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什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什么“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强调个人操守,那是心学派这个“道德实学”所擅长的主场,而高务实的实学,乃是治国理政之实学,他必须把话题控制在治国理政上头才算主场作战。

    因此高务实不等王锡爵出招,便自己反客为主,先用一段讲个人操守的“圣人之言”升华到治国理政,提前把战场给转移了去。

    这样一来,王锡爵要么就和高务实在治国理政的细节上和他直接过招,要么就得想法子再把战场转移回去——但高务实这种提前转移战场的行为,本就表明了高务实知道谈个人操守是他王阁老的预定手段,于是高部堂明确表示不打算接这个招:有本事我们就事论事,你别和我玩这套兜圈子的把戏。

    于是王阁老就很烦了,在这种对方已经知道自己手段的情况下,还想把战场拉回来几乎不可能。正如万寿节之前申元辅所言,高务实绝对不是官场雏鸟,算起来这小子当了二十年官了,而且早就有“中枢经验”,绝对是站得高看得远的那一类。

    因此,如果他王阁老继续把战场拉回个人操守,高部堂一定毫不犹豫又转回到治国理政,那这样一来,双方几乎就只能是鸡同鸭讲自说自话,到最后可能看似争得激烈,其实说完了之后就会发现,两个人实际上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王锡爵失败了,因为高务实其实是先出招的一方——《革新驿站疏》就是他出的招。你王阁老没把《革新驿站疏》给喷掉,当然不可能算你赢了啊。

    申元辅作为早年学霸,官场经验也足够丰富,自然一下子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知道再这样继续下去,肯定辩不出个所以然来,必须得换个思路了。

    眼下的问题是高务实不谈个人操守,他只谈治国理政,只肯就事论事。

    申时行其实早就见识过高务实治国理政的本事——见识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和他谈治国理政,和他就事论事,这种仗实在不好打。

    可惜这仗不打还不行,因为心学派不能让《革新驿站疏》里提到的那些做法在高务实的推动下顺利进行下去。

    为什么啊?是《革新驿站疏》对心学派有很大的危害么?

    那倒不是。本质上来说,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里提到的一些改制办法都是在自折羽翼,颇有一点割肉饲虎的意味,心学派方面反而没有多少损失——毕竟物流这一块原本就是京华系的强项,心学派背后的金主们在这个行当里涉足得很少。

    心学派的金主主要是做什么的?田地、蚕桑、纺织、淮盐、海贸等等,其中与京华形成比较强烈对抗的方面其实只有海贸。

    但理论上来讲,海贸这一块所谓的与京华对抗,不如说是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基本上还是公平竞争——因为京华并没有恃强凌弱,仗着海上强大的武装实力不准江南海商去哪里哪里行商。

    京华了不起也只是收了个保护费,并且这保护费也不是强行收的,你不交也行,只是在外海没有京华舰队的同行,也不准挂京华的书剑旗——那意味着遇到海盗你就自求多福了,所以实际上江南海商们绝大多数愿意交这笔钱。

    但为何江南海商们还是把京华看做大敌呢?因为确实竞争不过。

    首先,京华从造船水平到贸易规模,全方位碾压了江南海商;其次,在货物本身方面,京华很是拥有一批垄断性的商品不说,其在江南购货进行“外贸出口”的能力也不比江南海商差——因为京华一来物流占优,可以自己去运货,二来市场规模更大,销量方面更有保障。

    换了你是一位大丝绸商人或者棉布商人,你也肯定乐意把货物给京华啊,省时省力不说,利润来得几乎是坐享其成。

    既然如此,为何申时行还是要反对《革新驿站疏》呢?原因有二。

    其一,京华自废武功,往自家物流能力上砍一刀,这事在申时行看来必然有诈。或者不说有诈吧,那至少是一定有其他后手。

    什么后手?申时行左思右想,认为高务实不会真的一刀把自家物流砍废,因为京华的物流不是它京华独门独户做起来的,为京华“打下手”的人非常多,这些人的利益高务实不可能不管不顾。

    那么,丢掉“革新驿站”里头的那些买卖之后,这股力量要怎么用起来?无非是继续扩大海贸,把这股物流力量加强到在江南地区收购各种货物之上。

    这就要了命了,意味着江南财阀们的本地供应链都会受到京华系的强势挤压,双方可能在江南货物供应上打一场大决战。

    京华的实力如何?反正申时行绝对不会小看半分,他宁可选择从朝廷层面狙击《革新驿站疏》,也不愿意看到京华在表面上的自废武功之下,却去心学派的江南老巢搅风搅雨。

    因此申时行不得不开口了。

    只见申元辅哈哈一笑,摆手道:“大司徒说‘前政即出,后政自当随行,否则瞻前顾后,恐怕反而错过时机’,诚哉斯言。不过大司徒近来诸事繁忙,恐怕还不知道锦衣卫日前刚从察哈尔传来的一个消息——这次的时机,怕是真的只好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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