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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一次老爷也打算让出点什么，以求得皇上的心安？”
刘馨这个问题一提出，黄止汀就非常在意，目光炯炯地盯着高务实。高务实也注意到了她的神情，主动问道：“夫人有何见解？”
黄止汀挪开目光，但语气显然有些不高兴，道：“老爷是一家之主，如何处置自然是老爷一言而决，妾身怎敢置喙。只是……无论如何，老爷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来得合理合法，若无缘无故便得出让，妾身总无法心平气和的接受罢了。”
高务实笑了笑，又点了点头，然后问刘馨：“你呢？”
刘馨倒比黄止汀看得开，哂然一笑，道：“按着以往的范例来看，妾身觉得皇上应该不至于完全白拿好处吧？那就要看老爷打算让出什么，而皇上又会拿什么来弥补。”
黄止汀一听皇帝应该会有所补偿，总算面色稍霁，但却仍然将信将疑，道：“要是这么做，那就好似一场交换，却不知老爷打算给什么，而皇上又有什么能拿来作补了。”
高务实稍稍沉吟，道：“皇上并非不信任我这个人，只是已经无法坐视我的实力增长……我其他实力增长也还罢了，最要紧的却是在京畿一带的实力增长，这才是皇上不得不考虑和警惕的。”
黄止汀轻轻一挑眉：“老爷是说，应该把京畿周边的保安队和护厂队削减或者调离一部分？”
高务实微微摇头，刘馨也道：“这恐怕意义不大，毕竟在皇上看来这些人既然现在可以调走，那么‘需要’的时候也能调回，无非是老爷一声令下的事，有什么意义呢？甚至真这么做的话，反而有种掩耳盗铃之意。”
黄止汀便问道：“如果把武装家丁大幅调离京畿都不能让皇上心安，那老爷应该让出什么，请辞回乡吗？”
高务实听得她这样说，不禁苦笑道：“夫人莫说气话，我要是在眼下这个当口提出请辞，只怕皇上非但不会高兴，反而要雷霆震怒……‘朕还什么都没做呢，你高务实就要甩脸色给朕看了？’所以，要是真发展到这一步，那就真是天下之祸源了。”
黄止汀轻哼一声，很不客气地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其实她在某件事上和高务实的观点一直都有很大出入，那就是她对大明朝廷的忠诚比较有限，至少远低于以民族意识为基调的高务实。不过，这种情况高务实其实是能够理解的，这涉及到这个时代的人会如何看待自己究竟应该忠诚于谁，或者说忠诚于什么。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诸葛亮的名言，也是在那之后无数忠臣良将津津乐道的人生格言。很多人为了这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努力，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们之中有人默默牺牲，有人名传千古。
然而，很多人可能直到死去也并不一定仔细思考过，他们效忠的对象究竟是谁？是国，还是君？亦或者其他？
现代社会，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普遍都会选择以国家的利益优先，尤其是在深受苦难的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这种认识铭刻进了人们的骨子里。
然而在古代，却始终有一个矛盾，即“我”究竟是应该优先忠于“国”呢，还是优先忠于“君”呢？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我”该如何选择？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古人眼中的“国”这个概念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最早的“国”这个概念，与后来的“国”是不一样的。最早的“国”要小得多，所表示的也就是诸侯国。那时候，比国大的概念是“天下”。因为古人认为，在君王所拥有的江山以外，就没有其他国家了，因此君王的江山也就是“天之下”的所有地方。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消灭了诸侯国，完全实施郡县制，因此也就只剩下“天下”这一个概念了。后来汉朝初年又设立了“国”，也就是藩国。不过后来因为藩国对中枢的威胁太大，因此又不断削藩，让藩国越来越弱，越来越小。
此后，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其实一直就没有正儿八经的“国”这一说法，只有“天下”。这里可能有人抬杠，说历朝封亲王按说都指一国，比如大明现在，皇子封王之后去自己的封国，它不也叫“之国”吗？但问题是，这“国”显然只在名义上存在，只是为了维护“亲王有国”这个古老的传统。
虽说这时候的人已经认识到天下不只是中原国家这一部分，在中原国家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国家。不过，“国”的真正概念却依然没有形成。
这是因为，古时候中原大一统国家往往都和周边建立了朝贡体系，于是至少在名义上依然将周边这些国家纳入了中原国家的管辖范围，依然是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概念。
这种情况，直到鞑清末年列强入侵的时候，才有所改变。那时候的列强，都把鞑清称为“清国”。鞑清本来是不承认外国的，还认为外国人是“夷人”，是“洋人”，但是当外国实实在在地打进来，鞑清打不赢的时候，就不得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国”，而不代表“天下”了。
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自身文明的极大自信。当然，这可能是一句废话，毕竟“中国”这个词本身就是“中央之国”的意思，还要怎么自信？
尽管鞑清承认自己不代表“天下”了，但依然要在“国”之上，加一个“家”字，构成“国家”，或者是“家国”。这可见古人“家天下”的概念有多么根深蒂固。
但即使如此，后世所讲的“国家”和古人的“国家”仍然是不同的概念，新中国之后说讲的“国家”，通常意义是每一个家庭合起来，组成一个国；而古人是讲皇家与他们的国，也就是“家天下”。这个概念的转变，是在封建帝制国家灭亡以后，才逐渐演变形成的。
由于以上这些，那么讨论在大明这个时代忠于“国”还是忠于“君”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忠于“家天下”还是忠于“皇帝本人”的问题。或者说，是忠于整个皇室家族，还是忠于具体君王的问题。
什么，你要讨论“忠于天下”？嗯……这种人恐怕少之又少，甚至连同为穿越者的刘馨都未必有兴趣——她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未必会愿意这样做。真正能够说自己“忠于天下”的，可能只有高务实一人。
当然，他心目中的“天下观”又和这个时代不完全相同……这个就先不展开了。
说回忠于“国”还是忠于“君”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古代是发生过矛盾的。这里可以举三个不同性质的例子：
其一，保护某个君王还是保护某个家族。
这种情况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在明朝，明堡宗……不是，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抓捕之后，瓦剌认为汉人是很忠君的，因此只要用朱祁镇要挟明朝，明朝一定会妥协。
不过没有想到的是，明朝把朱祁镇的弟弟朱祁玉扶持起来，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因而破了瓦剌的阴谋。这样做，就是典型的忠于整个朱明皇家，而不是忠于某个具体的皇帝的表现。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朝代也有，比如宋高宗之所以要杀掉岳飞，就是因为岳飞是忠于整个赵宋家族，而不完全是赵构本人的。这就让赵构很生气，所以要下那风波亭的毒手。
其二，保护这个君王还是保护那个君王。
如果皇室内部发生斗争，有很多人都有成为君王可能的时候，就涉及到忠于这个君王，还是忠于那个君王的问题了。
比如朱棣要夺朱允炆的江山，有人忠于朱棣，有人忠于朱允炆。方孝孺坚决忠于朱允炆，认为朱棣是篡位。但是朱棣就说，这是我们的家事，“干卿何事”——当侄儿的不尊重叔叔，我这当叔叔的教训侄儿，这关你个外人屁事啊？
朱棣这话看起来纯属狡辩，但其实真不一定，因为如果从“家天下”的角度来考虑，朱棣的说法其实是没有错的。
这一点也有明证：朱棣靖难时，天下诸王的态度基本都是尽可能不搀和，而只是静观其变。为什么？因为这是“家事”。
在天下诸王看来，甚至在当时很多许多官员、百姓看来，这件事不涉及“改朝换代”，也就是不会导致“朱明皇室”的统治发生变化，所以他们无需站队，只要“谁赢我帮谁”就好了，根本没有道德负担。
但话说回来，在方孝孺那里，就出现了忠于“国”还是忠于“君”的矛盾。由于朱允炆对他有恩，可谓是“君以国士待我”了，所以他才必须“我以国士报君”。因此甚至可以说，方孝孺对朱允炆的忠诚属于个人对个人的忠诚，而朱棣的说法反而是站在更高层面的……虽然也没高到哪去。
同样的道理，李世民的部下拥戴李世民，鼓动他杀掉太子李建成，接着又实际上推翻皇帝李渊，同样也是这个矛盾的具体体现。
其三，保护皇室家族还是保护汉人江山。
当皇室家族没落凋零，无法保护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是忠于皇室家族，还是忠于汉人江山的说法上来了。
比如朱元章夺天下，他就认为他是忠于汉人江山，而不是因为忠于赵宋皇室家族而反元朝。作为赵宋皇室家族“后人”的韩林儿(应该是假的)，就没有必要着力保护。只有保护了汉人江山，免得被异族夺去，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这里必须说明，这个说法实际上在古代是不容易被广泛接受的。古人认为，这其实是不忠诚的表现。
当然，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古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想出了相应的办法。古人采用的办法就是宣扬“前朝气数已尽”。
现在我们认为前一个王朝是“气数已尽”，那么那个“家”就不能再掌管天下了，应该由新的“家”来掌管天下，大家应该拥戴新的“家”。
比如西周起兵伐商，大家都跑来拥戴西周，那就说明商朝气数已尽，新的天子产生了。
以上三点大致就是忠于“国”还是忠于“君”的三种主要矛盾。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如果激化，一般都是因为“天下”出现了巨大的动荡，而在大多数和平年代，这个矛盾是不存在的，两者也是统一的。
那么，如今的天下出现了动荡吗？还没有。既然没有，为什么黄止汀对朱翊钧谈不上忠诚呢？因为她的利益与高务实是一体的，而当朱翊钧现在可能要损害高务实的利益时，对于她而言，那就是“天下动荡”。
黄止汀是这样的态度，刘馨就更不必提，后者恐怕根本就不接受家天下的思想，她又怎么可能终于皇帝本人？
黄止汀刚才用以表达自己态度的话，是直接引用自孟子。但其实“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番话，偏偏是当今天下读书人都知道，但却很少有人敢说的——因为孟子在大明朝的地位……嗯，很有一番变化。
朱元章的出身大家都知道，后来他发达了，也开始读书。在看完孔子的书后，他对其他的儒家先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迫不及待地深读了孟子等一些其他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的书籍，以求获得治理国家的帮助和参考。
但是有一次在翻看了孟子的书后，朱元章却突然大怒，立即下旨要将孟子的牌位移出孔庙，说孟子不够资格配享孔庙。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看到孟子的“对君不逊”的观点后难以容忍。《明史》记载，朱元章读《孟子》，看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怒道：“非臣子所宜言。”
余怒未消的朱元章还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意思是：这个家伙要是活在当下，能逃脱惩罚吗？
孟子的思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元章根本不能理解，因为他自己之前是个农民，好不容易才登上皇位，对于这个位置的珍惜程度比任何先前的皇帝都高。
谁曾想，好不容易做了皇帝，却发现自己在孟子口中竟然还比不上天下百姓。孟子将君主的地位降得这么低，把老百姓提得这么高，一时就让朱元章感到无比愤怒。
不过这件事的后续也很有意思，据说朱元章要把孟子牌位移出孔庙的旨意传下去之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大臣们既觉得好笑，也觉得气愤，于是他们就悄悄利用朱元章相信天命的缺点，在某一天晚上，告知朱元章说天空中的文曲星暗澹无光，绝无先例，恐怕是大凶之兆——就是说大明朝即将有大祸发生。
朱元章当然没有夜观天象的本事，因此听到此话之后马上联想：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将孟子的牌位移出孔庙的原因？这一想，就觉得自己做得恐怕是有点过分了，所以为了躲避“大凶之兆”，忙不迭又下旨将孟子的牌位再次请进了孔庙。
但是，这个事还没完。过了二十年，朱元章仍然还记着这仇，又突然宣布要取缔《孟子》一书，将四书改成三书——不过很显然，这件事因为群臣激烈反对，最终也没干成。
朱元章只好退而求其次，你们都说书不能取缔，那给他删减删减总可以吧？
为此，他亲自上阵，把《孟子》删掉了85条，搞出一本《孟子节文》，而四书就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变成了《大学》、《论语》、《孟子节文》、《中庸》。
在老朱如此上心、特别关怀之下，《孟子》被删的章节主要有七类：
其一、不许说统治者及其官僚的坏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梁惠王上]
其二、不许说统治者转移风气之责——“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下]
其三、不许说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
其四、不许说反对征兵征税和发动战争的话——“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尽心下]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溶于死。”[离娄上]
其五、不许说百姓可以反抗暴君、可以对暴君进行报复的话——“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其六、不许说百姓应该丰衣足食的话——“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
其七、不许说百姓应该有地位有权利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这样的话更要禁止。
不过可笑的是，这本《孟子节文》的生命力大概只延续到朱元章驾崩。他死后，《孟子》全文几乎立刻就恢复了，在和《孟子》这本书的战斗中，朱元章彻底败下阵来。
不过，虽然没有斗过《孟子》这本书，但在和孟子思想的战斗中，却可以说朱元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奠定了中国之后几百年的统治思想，形成了不同于春秋战国、秦汉唐宋的明清体制——也就是后世历史书中经常说的禁锢思想、极端皇权那些。
不过对于“禁锢思想、极端皇权”这些问题，本书前文都曾评价过，大抵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越是压迫、越是反抗。
至于最后嘛，反正“禁锢思想”这一块，历史上心学就差点干死了理学，心学跑偏之后又兴起了经世实学。
而“极端皇权”这一块……“国本之争”说得够多了，你要搞极端皇权，我做臣子就一定会配合吗？
不过原历史上爆发得最狠的其实还是崇祯朝。只看崇祯死前说的这番话就知道矛盾激烈到什么程度了：“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
所以，回过头来看看，孟子的思想真的在神州大地上被朱明皇室剔除掉了吗？没有。黄止汀此时冒出这样的话来，也说明一到相应的时刻，孟子的教诲就会从任何一个读过书的人脑海中浮现。
她这样一说，高务实也只能沉默。其实黄止汀这番话真正强调的关键在于最后一句：“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寇仇，那就应该一战。
其实高务实老早就知道，不仅黄止汀，京华内部早就有声音认为他“与其大明为臣，不如南疆为君”。只不过说这些话的，往往都是高务实的家丁出身，亦或者后来招揽的人才，高家族亲们倒是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高务实也知道缘故：家丁们的地位无论在南疆时有多高，手里的权力在南疆时有多大，其只要一回到大明，他们就仍然只是奴仆身份。巨大的身份差距、地位差距带来的心理变化无疑是巨大的，因此他们当然希望高务实“南疆为君”。
老爷如果“南疆为君”去了，那他们自然就不再是奴仆，而是“南疆之君”最亲信的臣子，甚至很可能是“从龙之臣”，地位立刻就能得到飞跃。试问，这样的诱惑对这些高层家丁而言有多大？
高家族亲对此不表态也好理解：高家毕竟是官宦世家，对于“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样的观念还是不能说摒弃就摒弃的，毕竟高门贵第总是要脸的嘛。
再说，高家作为实学宗门、中州仪范，自高拱以降，可谓门生故吏遍天下，而一旦高家忽然成了“反贼”，那这么巨大的人脉网岂不是一朝尽废？也不划算啊！
而最为现实的则是，作为事实上的家主，高务实在朝中圣卷独隆、势力庞大，连带着也让京华的生意遍布天下。那么，如果和朝廷闹翻，这些会不会一下子全损失掉？
中国“古人”的思维不是个人主义思维，往往都是先讲宗族的，所以高务实的损失绝非他自己一个人的损失，同样也会被高家族亲看做整个高家的损失，因此他们必然要考虑这样的损失是否值得。
显然，他们现在认为“与其大明为臣，不如南疆为君”是不值得的，因为那需要放弃高家在大明太多太多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现在的局面其实就很好，大明国内的利益可以得到保全，而南疆的利益也没有人能侵犯，多么两全其美啊！
当然，现在也还没有发展到最好的情况。什么是最好的情况呢？当初皇帝提出的“南疆都护府”才是高家族亲们认为最好的情况。
如果真的成立了南疆都护府，高家一定能在事实上获得“永镇南疆”的特殊地位。而与“永镇云南”的沐家不同，高务实不是武将勋臣，他是文官身份！这就意味着高家后人不仅能“永镇南疆”，还能入朝为官，继续保持如今这样的两头通吃局面，那岂不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至于说高家是欢喜了，天家欢喜不欢喜，这显然不是高家族亲们乐意去考虑的——就算要考虑，也得是高务实这位家主去考虑。
然而黄止汀的身份却决定了她考虑问题时，既不会和家丁们一样，也不会和族亲们一样，她的角度是最特别的。
一方面，她是高务实的妻子，一切利益都与夫君牢牢绑定；另一方面，她又是高渊的母亲，一切期盼最终都要落在高渊身上。
高务实是愿意一边在大明为臣，一边又实际控制南疆的，这一点黄止汀早就知道，但高渊会不会也这么想呢？其实黄止汀也不知道。毕竟高渊才十三岁，不说现在是否已经有了决定，即便有，现在的想法也未必就一成不变了。
不过，从黄止汀的观察来看，尤其是这次高渊愿意南下建立威望，让黄止汀认为高渊更关心南疆，他……或许会是个不甘人下的个性，想要抓住这次机会证明自己。
黄止汀认为儿子这样想也很好理解，她甚至觉得，如果渊儿不想去考贡举也是可以理解的——做儿子的往往会把父亲作为儿时榜样，将超越父亲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问题就出在这儿：高务实作为六首状元，他在科举这条路上已经无法超越了。
既然如此，高渊如果选择在南疆完成“超越父亲”的壮举，黄止汀当然认为可以理解。这就好比你爸爸当年高考满分，你指望在高考上超过爸爸的成绩压根不可能，顶破天也就是达到同一高度，那你如果还是想要超越爸爸，自然就只能在其他方面费心思。
如此一来，黄止汀心目中的侧重点自然而然就朝南疆大幅倾斜了，甚至隐隐有一个声音时不时在怂恿她：以南疆为基业，帮助渊儿将来北伐中原、一统天下，建立一个真正“远迈汉唐”的超级帝国！
高务实对此隐约有所察觉，但因为黄止汀并不曾表达过，他也不知从何劝说。如果黄止汀真的直说了，高务实倒不是找不到道理来说服她，道理是可以找的。
比如站在“天下”的角度，高务实就可以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尤其他作为一名儒臣，如果主动掀起内战，势必兵连祸结，殃及无数百姓，这就实非他所愿尔。
但麻烦就在于黄止汀从不明确表达这一态度，只是一有机会就会稍稍显示出她对皇帝、对朝廷的不满，特别是在皇帝或者其他朝臣怀疑高务实的时候。
这就让高务实很尴尬，想说服她吧，她也没鼓动自己举兵造反；不说服吧，她又处处能挑出皇帝或者其他朝臣对自己的“不公”。
一时间，高务实只觉得自己脑仁胀痛，总觉得自己以往最为擅长的“调解各方矛盾”这个本事都不好使了，似乎这里头的矛盾根本调解不开、化解不了。
“比触及灵魂更难的，是触及利益。”
高务实以手扶额，脑子里嗡嗡地不断响起这句话。
“老爷累了？”刘馨忽然开口道：“啊，妾身忽然想起，前几日龙牙城的葡萄牙人给老爷送来的新年礼物之中，有几座凋像还挺有意思的……其中有一座胜利女神维多利亚的凋像，说是送给老爷作为战胜日本的纪念，老爷和夫人要不要去看看？”
高务实正觉倦怠，不想继续思考，便道：“行，那就看看吧。”然后转头朝黄止汀望来。
黄止汀摇摇头，道：“那些红夷的凋像忒不知羞耻，尤其是一些什么女神的凋像，妾身可欣赏不来。老爷和馨姐姐自去吧，妾身就不凑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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