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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说军事勋贵也好，武将集团也罢，在大明开国早期其实都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侧重于表现这个集团的顶层，一个则表示得更加全面。总之，其实就是指随着朱元璋崛起一直到定鼎天下期间成长起来的军官集团。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后来一般称之为勋贵集团。
明朝前期能收到税，除了存在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承担税收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长期存在一个不仅自己能合法免税，还能强迫官绅等富人阶层多纳税的世袭特权阶层——勋贵集团。
后世的人们总是将大明中后期的宦官看得很厉害——显然这是错误的，不是宦官厉害，而是宦官背后的皇权厉害——却忽视了勋贵的存在。然而，实际上勋贵一直都是明朝权力游戏中的重要一环。高务实之所以早在少年时期就首先拉拢勋贵集团，也正是由于他“前世”就搞懂了这一点。下面具体来说说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站在后人的上帝视角来看，朱元璋的理想其实是“大明与勋贵共天下”。主要由明朝勋贵子弟组成、权势滔天的锦衣卫，不仅是明朝皇室“与勋贵共天下”的表现之一，也是明朝皇帝收税的重要助手。
但是，后来勋贵集团却逐渐失势，逐渐无力继续逼迫官绅等富人阶层多纳税。那么问题来了，勋贵集团为何会失势？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土木堡之变。
这个答案没错，但并不是简单的由于土木堡之变“把勋贵死绝了”——勋贵怎么就死绝了啊？有几家勋贵因为土木堡之变而绝嗣了？那一票国公爷、侯爷、伯爷不都有人继承吗！
其实是因为以土木堡之变为起点，大明发生了军事贵族集团的大换血。前期能打仗、会练兵的老勋贵损失严重，勋贵世家出现了内部在军事技能上的青黄不接，导致后来袭爵的年轻一代勋贵没有军事技能传承，也不知道五军都督府到底该干些什么——就算知道也干不利索。
于是，一贯由五军都督府管理的各级卫所全面失去管束，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腐化堕落，力量急剧衰落。尤其是内地卫所，没多久便彻底失去了战斗力。边疆卫所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直面战争，就算传承上损失不小，但战争本身也能教会他们该做什么，只是这会损失很大罢了。
话说回来，到了这一步还能怎么办呢？只能用税收招募的营兵，取代大量逃亡、吃不饱饭的卫所兵，替代成为维持大明统治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由于以于谦为代表的统兵文官在土木堡之变后续的危机中表现亮眼，所以科举出身的军事文官又逐渐取代勋贵，掌握了大明大部分实际具备战斗力的军事力量。
由于土木堡之变是大明“重文轻武”与文官势力崛起的起点，因此现代部分观点一提到土木堡之变时就有了阴谋论，认为勋贵集团是被文官集团“暗算”的。
其实哪有那么多阴谋，土木堡之变最多也就是灭掉了北方地区的一代老勋贵，北方的勋贵子弟和南方地区的勋贵可都活着呢！
哪怕由于土木堡之役的消耗，靖难系勋贵势力严重衰退，但在大明的南北二京之中，勋贵的力量仍然不容忽视。因为保卫南北二京的京营和锦衣卫，向来而且一直都在勋贵们的控制当中！
换句话说，皇帝本人一直都在勋贵集团的保护之下！崇祯“圣君”之所以可以轻而易举搞掉魏忠贤，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魏忠贤根本没有办法把京营和锦衣卫从勋贵手中夺走。想想看当时那位英国公，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见了人家，不也得客客气气甚至规规矩矩的吗？
所以事实就是，最晚到土木堡之变以后，明代的勋贵集团(最起码是北方的靖难系勋贵集团)，就已经像清代中后期的八旗子弟一样，根本不会打仗了。而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用北京保卫战的军事胜利，证明他们比已经腐朽的明代世袭军事贵族更能打仗。
于谦之后，大明还先后出现了王守仁、谭纶、朱纨、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等大批文官出身的军事家。相比旧的世袭军事贵族，这批科举出身的军事文官显得更加上进，他们雇佣而来的营兵也更有战斗力，很快成长为明朝军事上的“中流砥柱”。
当然除了军事文官，武将集团内部也不是就一蹶不振了。明朝后期还有一批底层出身、在战争中上位的“新勋贵”，例如马芳、刘显、李成梁、吴襄、郑芝龙、左良玉、江北四镇等。这批人以万历末年为分界，界限之后的一批逐渐军阀化，大明朝廷逐渐管不了他们，更别指望他们会交税或协助收税，他们能向朝廷少要点军费就得烧高香了。
明代中后期，出身旧军事贵族的将领还有很多，比如现阶段朝中的主要武将如麻贵这般，都是至少数代从军(所谓数代也只是崛起时间，实际上可能祖上也是军户，只是地位不高)，不过如果要称得上军事家的，高务实认为到目前为止只有戚继光一人。
戚继光虽然是旧军事贵族出身，但他的崛起跟那些军事文官没区别——不靠卫所兵打仗，也不是以卫所兵精挑细选的“家丁”为骨干，而是完全“白手起家”，自己招募营兵建设新军。
实际上，如果不是父亲死得早，导致戚继光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继承父亲的世袭武官职位，原本他很有可能像同样军户出身的张居正、史可法、马士英那样，走上考科举当文官的道路，最后成为类似熊廷弼、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的军事文官。史载戚继光好文，还有《止止堂集》流传于世，这可能就是原因。
总之，明代所谓的“重文轻武”，其实未必就是文官天然的歧视武人，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着文官集团控制的武力日益强大，成为了明朝事实上的保卫者，所以他们不仅可以藐视日益没落的勋贵集团，而且会设法争取原本只有勋贵集团才有的各种特权，包括“免税”。
虽然一直到最后，文官集团也没能合法免税，但明朝已经不可能依靠勋贵集团的武力逼迫跟文官集团关系密切的士绅阶层交税了。
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值得说明一下：高务实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按照“人不能背叛自己所属阶级”的观点来说，他现在的举动是不是很有点问题？毕竟他现在要收的权力本质上是武将集团吃军户的权力，收完之后则要改造武将集团，让他们重新振作、再次训练起一支能打仗的精兵来。
如此，武将集团手里有了精兵，重新变得能打仗了，那岂不是又反过来拥有了制衡文官集团的力量？这么看起来，高务实这么做岂不是就违背了自己的利益阶层？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高务实现在已经具备了特殊性。
高务实是文官，但也是勋贵，而且他的南宁侯爵位虽然名义上是“文官封爵”得来，可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的、直接的原因还是击败察哈尔那一仗。只不过由于现在“文官”值钱，所以皇帝才非要给他安一个“文官封爵”的名头。
再加上高务实多年来数次指挥超大规模作战，导致九边各镇的军头们几乎全在他手底下听过令，而他在皇帝支持下所进行的各项军改，又让各军头不得不拜倒在他门下。由此，他就和绝大多数一线军事豪门建立起了某种上下级联系，形成了某种奇怪的利益共同体。
高务实现在独特就独特在，他既是文官集团内部权力最大的实学派党魁，又是勋贵集团的利益牵头方，还是武将世家集团认可的首脑。甚至还可以加上一条，他是皇帝首肯的臂膀股肱之臣。
各方利益，系于一身！
没有谁能在此刻的朝堂做到超然一切，然后以这种超然一切的状态去进行改革。既然如此，那高务实干脆反其道而行之，把各方利益都连接在自己身上，再以这样的身份去调和各方利益冲突，最终形成某种平衡。
这必然是困难的，但也是唯一有机会成功的一条路。为什么高务实敢肯定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另一条“超然”的路子，原历史上其实有个人试验过了：崇祯圣君。
虽然旧勋贵集团没落了，而李成梁、郑芝龙那样的新军阀一时间也无心替朝廷得罪士绅阶层，但文官集团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的派系斗争很厉害，其中倒也也不乏有想替明朝解决财政问题的文官。
比如原历史上的高拱啊、张居正啊，其实都有这样的心思，也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了明朝的财政问题。
叶向高当首辅的时候，又有一批后来被扣上“东林党”帽子的文官试图通过均田均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可惜一来前相钱龙锡等在野高官奋起反对，二来一部分“阉党”也奋起反对，除了在江浙一小部分地区得到了一点推广之外，彻底宣告破产。
所谓的“阉党”，其实大部分也是文官，“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其实是两大文官集团的斗争。
这里先不纠结“东林党”到底该怎么划分(《东林点将录》本质上只是“阉党黑名单”)，某些人心目中统一而强大的“大明文官集团”根本没有，只有各个互相看不顺眼的利益集团。
如今以高务实为首的实学派是不是也算一种利益集团？同样是的。非要拔高一点来说的话，无非是此利益集团因为有高务实这个穿越者把控方向舵，所以更加符合时代进步的特征罢了。
无论如何，明末文官集团之间的派系斗争，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给明朝的财政续了命。在“中产”大量破产、勋贵集团又不给力的情况下，总会有一派文官在打击敌对的文官派系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代替勋贵的功能，帮皇帝向敌对派系的官绅、富人收税。
然而，这种文官互斗、朝廷渔利的政治状态，在崇祯朝终止了。因为政治上幼稚、性格上刻薄的崇祯圣君将大明朝廷所有的利益集团全都得罪光了。
首先，崇祯上台后干掉魏忠贤、打击“阉党”，得罪了“阉党”背后的官绅势力；然后，崇祯又在“东林党”的要求下对锦衣卫进行了削权，间接得罪了勋贵集团。
按照以往的规矩，此后崇祯应该跟当时被称为“东林党”的利益集团结成政治联盟“共天下”。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崇祯却又跟“东林党”翻了脸——后来被定义为“东林党”的某派江南官绅势力，除了崇祯元年“众正盈朝”，从崇祯四年开始就只有几个摆设而已，一直不过是个“在野党”。
最要命的是，此后的崇祯不再信任任何政治派系，或者说他拒绝再跟任何政治派系合作，真正做到了“超然一切”。从扶持“无党派人士”温体仁开始，逐渐走上了“孤家寡人”的死路。
从此，他不仅不再依靠任何“党派”势力，还辞退和处死了很多他眼里的“亡国之臣”——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里，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有十一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崇祯甚至杀了替他跟满清谈判的陈新甲。
可以说，崇祯重用过的文官就没见过一个有好下场的。将心比心，这样的老板怎么可能会有员工真心卖力给他干活？有崇祯这样的圣君在位，哪个文官脑子坏了还愿意肯替朝廷认真收税啊？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燕京朝廷眼瞅着要完的时刻，崇祯号召群臣捐钱资助军费。百官建议皇族先出钱，你猜崇祯怎么做的？他先砍了提出这个建议的人，然后再继续要求百官出钱！
哦，现在公司都要黄了，你这老板认为大股东们不应该出钱，让员工和小股东们出钱，最后公司破产清算了你还要甩锅，说公司的问题都是员工造成的，我这个最大股东和老板一点问题都没有呢！
要不要脸啊？多少要点脸行不行啊？
所以，超然一切是万万不行的，必须进行利益捆绑，然后在各方利益之间搞平衡，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困难。一个家族之内的利益有时候都很难平衡，这么大个国家之内的利益能不难平衡吗？但难不代表就可以不去做，不去做那就只能灭国了。
正是因为难，所以高务实才把改革分了那么多步骤，一步步去走，花几十年时间慢慢实现。如果他跟崇祯一样的个性，觉得老子天下最牛，老子知道时代发展的方向，你们现在听老子的，先这样这样，再那样那样……那他别说改革了，自己都活不过三章。
言归正传，前面说了除徭役和税收之外，封建政权还有“其他财政收入”。
除了“借款”这事儿欧洲国家有而中国几乎不存在之外，其他的收入明朝全都有。然而由于中国国情和明朝的历史局限性，这些收入要么无法用于国家财政，要么反而起了反作用。
虽然大明朝廷原有的官营工厂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没落，到高务实改革之后更是干脆废弃，连军工都开始走私营的道路，但皇族拥有的土地和卫所拥有的土地依然巨大(皇帝本人的皇庄倒是快卖没了)。
也就是说，就算没有一文钱的税收，但光靠皇族土地、卫所屯田的收入，大明朝理论上依然可以供养一百万左右的精锐部队。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这么多田地上只养了一些皇族宗亲和名义上达到百万的卫所军户，后者还一个个饿得朝不保夕。
原因很容易找到：分配不均。通俗点说就是富的富死，穷的穷死。哪怕是高务实已经开了藩禁，给朝廷省下来巨额开支，但现在藩王和勋贵集团依然很有钱。理论上来讲，这两派的财富如果能被有效利用，就算他们自己没能力打仗，出钱募兵或资助军饷也是可以的。
明末的时候，周王朱恭枵守开封的案例证实，就算只有一个明朝藩王愿意出钱，农民起义就能遭遇很大的挫折。如果所有的明朝藩王都愿意出钱，明朝未必不能延续下去。
然而更有意思的事情在明末又出现了。比如1636年，唐王朱聿键不要朝廷的财政拨款，自筹军费组织军队北上“勤王”，然后他的下场是被崇祯关进凤阳大牢——受“靖难之役”的历史影响，明朝对藩王掌兵非常警惕。
可能是受“靖难之役”和唐王坐牢的刺激，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明朝藩王没人再资助军费了。直到1641年，老福王朱常洵被农民军炖汤做成了“福禄宴”，再度深受刺激的周王朱恭枵终于冒着被崇祯送进大牢的政治风险，出钱资助明军守城……
按照封建社会“家天下”的规则，原本皇族宗室的私产收入应该是封建朝廷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宗室的男丁应该是封建军队的高级军官。结果到了明朝，宗室、藩王掌兵是有罪的，也没有多少藩王敢资助军费或愿意资助军费，只有皇帝个人的内帑可以资助财政。等到崇祯把他爷爷留下的内帑花完了，明朝也就跟着灭亡了。
除了藩王，明朝还有很多勋贵、官绅、地方实力派，理论上他们都有实力自筹军费、自建军队去挽救明朝。君不见很多写明末穿越的，都是以“土豪救明”的路线作为主题？像高务实这种自建武装却不参与明军，反倒跑去“国外”混的反而不多。其实土豪救明只有“大后期”才能做，因为那时候的大明朝廷多半才没有能力剿灭你了……
现实历史中可笑的是，不论想救明朝的“土豪”如何有钱有势，全都没有好下场！
卢象升在宣府、大同大兴屯田，在不需要财政拨款的情况下解决了所部明军的军费问题。他力主抗清，守卫京师，连战皆捷，结果反被太监高起潜陷害，免去尚书职务。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率部在巨鹿贾庄被清军包围，结果高起潜拥兵不救，终因炮尽矢绝，战死疆场。
孙传庭依靠家族培养的知识分子在陕西重建军屯系统，在不需要明朝财政拨款的情况下，靠屯田发展了一万多秦军。再后来，朝廷对孙传庭警惕起来了，导致孙传庭差点当了毛文龙第二。虽然孙传庭没有像毛文龙那样被冤杀，但崇祯的“瞎指挥”最后依然坑死了孙传庭。
许都，一个忠君爱国的铁杆明粉，“散钱财，募勇士”，自费组织民兵、锻造武器用来备乱。结果县令姚孙棐因为索贿不成，把他告到了监司王雄那里，说许都打算聚众谋反……
其实许都的社会关系已经是非常硬了，明穿里99%走“土豪救明”路线的主角论背景绝对不如他。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最后也被逼反后诱杀，可谓十足的悲剧了。
你看这就是“土豪”救大明的下场，你想救大明的命，大明却要你的命！
看看高务实吧！他历次出征极少带着自己的武装家丁，即便要带也只带点随行护卫，道理就在这儿。你是个文官不假，但你只能带朝廷的兵出征，而不能带一支自己的兵纵横天下、威震四夷，因为只有这样，朝廷才不会怀疑你阴谋造反。
你有一支很能打的家丁不是不行，但你得像高务实这样，平时在京郊别院只放不超过三千人。同时你还要亲自选址，给六万多号称“天下第一军”的禁卫军选定驻地为京北大营——这大营就位于你三千家丁驻地的十几里之外。只有这样，皇帝才会说：“爱卿忠贞，朕素深知”。
其他搞钱的路子还有发行货币，包括贵金属铸币和纸钞。这方面前文有述，明朝官方原本最主要的收入是大明宝钞。用武力强制推行纸币、超发纸币、禁止金银交易的办法，明初早就做过了，还考虑到了纸币的防伪、发工资用纸币、收税用纸币。但明朝滥发纸币的行为很快使大明宝钞丧失了信用，实际退出了流通领域。
明代中期，由于作为工资、奖金下发给官员、勋贵的宝钞无法购买货物却能缴纳一部分税收，还出现了专门倒卖大明宝钞的“钞户”。但受益的却是倒卖纸钞的权贵和“钞户”，国家财政和底层平民两头受害。
到了崇祯执政时，就算想“滥发纸币”都不行了——先不提大明宝钞的信用早就丧失殆尽，当时大明连印制新钞票所需的“钞纸”都征集不到。这个问题高务实提前解决了，明联储的银票现在事实上取代了朝廷宝钞。
至于贵金属货币，这项收入高务实通过控制日本以及与西班牙帝国签订贸易协定而从贸易中获得，不过目前日本那边有点“小问题”，需要等后续发展。但不管怎么说，这项收入高务实没有交给朝廷，算是自己截留了。
然后还有一种收入是通过战争掠夺的途径得到的收入。欧洲那边小国林立，加上海外殖民活动，战争掠夺的主要目标是其他欧洲国家和美洲、非洲、亚洲殖民地土著的财富。就算不打仗了，通过控制、掠夺附属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财政，很多欧洲国家也能在对本土国民不征税或少征税的情况下解决财政收入问题。
而中国在汉代时，已经将东亚最好的土地基本都收入版图，建立了大一统皇朝，对周边国家打仗基本上都是亏本的，反而只有打内战抢自己国家的百姓才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
到了明末，如果说农民军、鞑清这些反朝廷武装还可以通过军事掠夺暂时解决财政问题，为将来夺权上台争取军费。那么对于大明来说，“兵过如篦，官过如剃”的军事掠夺，只能加速灭亡。
不过在这一点上，高务实通过滇缅之战给大明开启了一项新技能树：谁说你缅甸穷，我就不能榨出油水来了？没地没田不要紧，你这地头有什么我就要什么，十年不行二十年，我总能收回战争成本，甚至还能小赚一笔。
最后就是“卖官”、“卖地”等途径取得的收入。跟前面几项收入不同，不论古今中外，“卖官”的收入都不可能成为财政的主要收入。不过高务实借口今年灾情多，搞出了三级名爵制度，能卖多少钱就要看年底统计了。
“卖地”方面，在古代最合适的做法是你给我“封地”、我替你当兵打仗的土地兵役制。但在人口膨胀的大一统皇朝时代，这种做法无法持久，通常一百年左右就会被募兵制取代，这一点上面说过，高务实也正要改制。
如此林林总总，通盘来看首先要把手头田地非常多，但是实力已经远不如过去的勋贵、武将集团摆平，把军屯中被瓜分的田地重新掌握回来。
虽说后世关于明末军屯田地的数据经常打架，但明初就有9300万亩军屯，明末只剩2800万亩，这一点倒是经常有记载。不说大明即使到了中后期也还经常开辟新的军屯，光这里的差额就已经高达6500万亩……
能把这6500万亩搞回来也不错啊！计划中的甲乙丙丁四等军制，这不就有解决了一大半开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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