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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季景，我还有一个哥哥叫张叔景。对中医有点了解的看名字就知道我们家是中医狂魔。伯仲叔季，医圣是张仲景，我爹不敢逾越医圣的名讳，便给哥哥取名叔景，给我取名季景，目的是为了鼓励我们兄妹像医圣那样名扬杏林。我们家的行医之路是从外公开始的，他在我出生八个月时就去世了，对他老人家没有什么印象。那时候计划生育风头正紧，有了哥哥之后也没打算再要一个，我也是计划之外的产物。母亲怀我七个月的时候被发现了，迫于压力不得不堕胎。就在接生我的稳婆想着怎么处理我这个死婴时，我落地的那一瞬，哭声响彻整条小巷，比足月的孩子生命力都顽强。都说七活八不活，我这七个月大的被引产的早产儿就应验了。外公说引产药都搞不死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肯定能光宗耀祖，这才把我留了下来。听说当时因为我家里交了不少罚款，不知道后来我爹对我特别抠门儿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
我的母亲怕我长不好，从小给我吃了不少钙奶饼干。钙奶饼干可是山东人零食中的王者，而且是一种不可磨灭的情怀。山东人大高个儿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源于钙奶饼干，托钙奶饼干的福，我从小就长得五大三粗。一米七的身高我很满意，但是这四十二码的大脚丫却是我的痛楚。鞋厂就像是有性别歧视一样，女生漂亮的鞋子往往到三十九码就很稀少了，男士的鞋子到四十几码却很常见。这导致我多年都是穿男鞋，甚至还会穿哥哥穿过的旧鞋。我到现在都怀疑，长了双大脚丫是不是也是吃钙奶饼干导致的。
我的外公当年高考时正赶上肺结核，错过了考试。那时医疗条件差，很多得了结核患者搞不到药的就去世了。当时外公的亲戚在城市里，还能搞到一些药，才算脱离险境。后来再想参加高考，外婆已经怀了孕，大家都怕他考上以后会抛妻弃子，都纷纷却说他放弃高考。后来，外公就当了村里的支书。外公平时喜欢书法，也会画画，红白喜事都找他写字记账，过年时也会帮大家写写对子画画年画什么的。村里有个人称“二爷爷”的，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老中医。外公空闲时就喜欢去他家串门儿。二爷爷年岁大了，手脚颤颤巍巍，老花镜的镜片厚的就跟盖了层霜似的。外公和二爷爷很聊得来，一壶茶能聊上一整天。二爷爷有个儿子，他一直想让他的儿子传承他的衣钵，他儿子却是个不爱学习的，宁可天天在庄稼地里汗流浃背，也绝不拉一下药橱。二爷爷无奈，就把医术传给了我外公。外公平日里在庄稼地里忙活，家里没有行医的行当，有找上门瞧病的，就写张方子，让他们自己去抓药，到了他支书退休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行医。外公当时也是比较有名气的，什么病都看，最后躺在床上快不能动的时候，还有患者跑到家里去求医的。
以前工作还不流行考证，师范大学毕业的就是老师，医科大学毕业的就是医生。不像现在，考出教师资格证才算老师，考出执业医师证才有行医资格。当执业医师考试开始时，很多大夫都是无证行医。国家为了照顾那些行医多年的大夫，组织了简单的考核，只要考核过了就给一个医师证。不过，父亲因为生病错过了考试，就变成了赤脚医生，也叫乡村医师。
我和哥哥的名字充满了父辈对传统中医学的热爱和期许，我们却没有一个学中医的。哥哥学的是口腔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自己在济南开了家口腔诊所。而我，则报了临床。高考那年，我差一点就落榜了，能当上大夫就像是外公在天显灵一样。高考那年是2013年，我选的理科，才考了508分。出了成绩后，我给省内每个医学院都打电话咨询，往年的临床最差的也得550分左右。母亲安慰我：分数高的不一定走得了，分数不高的不一定走不了。借她吉言，那年正好赶上考生人数少，我就这样幸运的考上了梦想中的临床专业。说到临床这个专业，大家开始听到都会有点陌生，说白了就是西医大夫。我当初报专业时也不是很了解，就是从别人口中得知想当大夫就是学临床，就毅然决然的报了临床。报之前，同学提过这个专业，说不是个好专业，普通本科都是四年制，临床是五年制，不仅年限长，而且学的内容也多，花钱多，工作累等等，还有什么劝人学医天打雷劈等豪言壮语。那些就像耳旁风一样在我耳边轻轻飘过，都进不了我的耳朵眼儿，更别说左耳进右耳出了。农村的孩子，家庭不是很富裕，又没什么背景，尤其是女孩子，学个稳定靠谱的专业才是关键，能选的专业要么是师范，要么就是临床。这些话是我妈从小就跟我讲的，估计村里的家长也都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当然，这些都不是能打动我的地方，真正让我学医的动力是看到那些开小诊所挣钱买房子买豪车的人，我觉得开诊所肯定会挣很多钱，因为我哥就是开诊所的，单凭他那辆红的冒光的小跑车就够让我眼红的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开诊所比较自由，不受束缚，每当长辈们对我说“学医多好，以后不想去医院，大不了开个诊所自己干。好东西可以不买，但生病了却不能不花钱看病啊。”我就对学医之路无比憧憬，感觉这简直就是铁饭碗！
我在大学里兢兢业业学了一年，在大二的时候，规培的消息开始席卷医学界。说到规培，很多外行人就更不知道了，只有学医的人才能体会那段辛酸的历史。因为临床的学生大部分为了进三甲都会考研，有很多的研究生八年毕业后要再进行三年医师规范化培训。只有三甲医院才有培训资格，每个医院有名额限制，考试通过才能入职。还有已经工作很多年县城里的大夫，不得不抛家舍业开始报考规培，因为没有规培证，就不能考中级，相当于延误升职加薪。三甲医院规培基地的名额有限，小医院又不会放出那么多大夫出去规培来短自己的人手，就只能按年资让大夫轮流去规培。政策不断地整改，研究生在读期间与规培同时进行，一个硕士毕业，就等于是四证合一，规培证，硕士毕业证，学位证，还有期间考取的执业医师证，这样，考研就变得更有性价比了。也有考研落榜直接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的，临床本科毕业一般能进的就是二级医院，单位每年限制外出规培名额，就有很多新入职年轻人毅然辞职以社会化学员身份去考规培。
在医学类院校，医学生的恋爱日常不是一起在自习室学习，就是在去自习室的路上。春暖花开是牵手的季节，考试月是分手的高峰期，大抵是恋爱会耽误学习，有点“上岸第一步，先斩意中人”的意味。大概只有医学生会觉得高中的老师是骗人的，谁说上了大学就不用早起、晨读、晚自习？不禁要早起，还有晨跑，学生会的人还会检查。在医学院校，的确没人逼着学生学习，但是学生却内卷得比“高中”还要“高中”。晚上的教室十一点才统一熄灯，熄了灯以后学生意犹未尽，回到宿舍还能继续学一会儿。以前在我们学校，传说实验楼一到晚上就闹鬼，经过的人都能听到里面发出神神叨叨的声音，绵延不绝。因为实验楼里放着很多大体老师（尸体标本），学院以前的一位校长的遗体就捐献存放在那里，联想到这个便更令人毛骨悚然了。后来，经过学校调查，才发现是临床学院的一个学长每天晚上为了安静在那里背书。
快毕业时，每个医学生都在忙碌着考研，只有我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毕业前的光景。因为信息差的缘故，我当时觉得读研应该像本科一样，还是会每天坐在教室里读书。而我只想早点进入临床，接触患者，就选择了规培。我是后来规培了才发现研究生是分为专硕和学硕的，专硕和规培生干的差不多，并不是坐在教室里读书，也去科室轮转，同样是三年。早知道那样我就去考研了，还能赚个学位。每当提起这个，哥哥就说我没脑子，问我为什么不问问他，有个硕士医学的哥哥，居然还能搞出信息差来。
不过学位对我而言并没什么吸引力，我总觉得自己将来是要开诊所的，要那么高的学位干嘛，给自己升职加薪不成。我这人比较懒，筛选规培基地时，就找那种离家近，入职简单的。本来是想要报考母校附属医院的规培的，但想到母校附属医院离家远，而且还需要毕业成绩单加盖公章，索性就报了济南的一个医院：月湖妇产医院。我在网上看着医院往年的招聘简章，每年都有二次补录的情况。而且当我看到医院给出的待遇时，我就更满意了，一个月大概有四五千的样子。之前开会时那些老师都会讲规培条件很艰苦，够吃不够住，或者够住不够吃，感觉四五千也没有那么差，毕竟是学徒什么都不会，一边学习，还能一边拿钱，也是不错的。实际上进了医院，所有的补贴加起来，一个月到手有8000多，工资条一晒，引来众多人的羡慕。我大学的一个舍友同样考的妇产科硕士，规培期间每个月却只有一千多补贴。
月湖妇产医院本来叫明湖医院，是一家私立三甲综合性医院，投资人是日本人，后来被当地收购，就改名为月湖医院，明改为月，有“去日”之意。改为月湖医院后，发展还是很可观的，短短几年之内还成立了分院。但是好景不长，医院里资金变得雄厚，管理却变得拉胯，医务人员收入不再分发绩效，而是固定的翻倍的高额薪水。医院本是为了保障职工利益，但是干多干少大家拿的都一样，慢慢的就都散漫起来。服务态度不好，工作量下降，医院收益也随之下降。再加上当时医院风气萎靡不振，大搞权钱、权色交易，流失了一大批专家。那时候医院里流传着，“要想职位长一长，就往领导床上躺一躺。”“要想提提干，就让领导出出汗”。那时候很多应酬场合，一些女职工都是不穿内衣陪酒，谁穿的少，谁的职位就爬的越高。有些领导喝醉后，会发自内腑地拍着下属的肩膀说“在这里混，男的要么有钱，女的要么长的好看，要么就够骚，要不然你有什么资本混下去”。那些凭技术吃饭的医生纷纷离职，另谋出路，还有一些隐忍留下的，最后无奈也被逼走。没有强硬的专业技术支撑，医疗事故也发生了不少，科室缩了再缩，只剩下妇产科，最后医院就衰败了，又重新换人接手，里里外外重新整改，才有了现在的月湖妇产医院。那种年代的事情我自然是赶不上的，都是哥哥告诉我的，哥哥也是从他带教老师那里听到的。科室工作沉重乏味，传播绯闻八卦似乎成了日常消遣。
本来考规培我是毫无压力的，就凭这医院连续几年都招不满学员，估计缺考也能进去。因此，考试前我还满不在乎地去渡了个小长假。然而，真正去面试的时候，我却暗戳戳地捏了一把汗。他们妇产科招收20个，儿科20个，等待面试的妇产科人员却有22个，儿科只有6个。摆烂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不免有些惆怅，果然太自信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看到坐在旁边那个貌似快要40岁的口若悬河、喋喋不休的女人，我就更加惆怅。她讲的都是医院一些事情，我没工作过，听不懂她讲的那些，一看就是干了很多年，临床经验很丰富的人，最起码看起来是那个样子的。
等待面试的过程是漫长而煎熬的，真正轮到我的时候才体会到白驹过隙是什么样的体验。我被人领着来到一个大厅，先进行操作考试。当我看到抽的标签是换药时，不由得窃喜，实习的时候就经常换药，毕业考试也练习很多次。利索的操作完，考官却问我“纱布一共有几层？”一共两块纱布，折叠的那么细密，我怎知有几层，答曰：两块纱布。考官不死心地问道：“我知道有两块，我问的是几层？”
我的大脑飞速旋转，绝不能表现出无知的样子，气势上首先不能认输，不如来个偷梁换柱！我深吸一口气，礼貌地回答：“不好意思老师，我以前实习，在科室里换药都是用敷贴，没用过纱布”。
另外一位监考老师笑着安慰道：“没关系，可能每个医院具体操作都不一样，你出去考下一个项目就可以了。”
出了考场，还不及松口气，就又被带到了最后一个结构化面试的考场。一进门，十几人围坐在我面前，我客套了几句便坐了下来。那个主考官问我哪年毕业的，我回答今年毕业的，然后她又问了一次，哪年毕业的，我还是淡定地再次回答今年毕业的。这时旁边的男人冲我使了个眼色，重新问了遍：“意思是，你是，几几年，毕业的？”
我立刻心领神会，立马说道：“2018年。”不知道是领导忘了今年的年份，还是较真儿，非要如此精确。面试过程中提问的专业题目恰好是昨晚看到的，我应答如流，气场也显得十分专业。当我出来后正好看到下一位面试者在门旁等着，空荡的走廊里就我们两个人，按理说我们是不该碰在一起的。她看四周没有人，趁机问了我面试内容。我告诉她问的产后出血原因有哪些，正要走，她惊讶的看着我，沮丧地说道：“啊？我不会啊！”我想也没想就把答案告诉了她，然后匆忙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才意识到我刚刚是帮助了我的一位竞争对手，会不会因此我就被那个人给取代了呢。想到这，我便更加惆怅了。看来有时候光靠努力还不行，还是得有点手段，就像学生时代的“偷学”风气一样，表面上不学无术，背地里恨不得“凿壁偷光”。本来想考完试去老哥那里揩油的，坐着他的小跑车兜兜风，他忙得就跟领导干部一样，就连电话也是小护士接的。我每次打过去都是得到一句“没空”。乱糟糟的考试搞的现在也没有心情，只想赶紧回到租好的公寓里一睡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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