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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雪的时候，鸟都不飞，云也不飘，只有界岭小学的笛声还能与雪花一道轻舞飞扬。那些住在界岭深处的人家，从未听过这样的笛声。那一天，他们正在火塘边昏昏欲睡，忽然听到一种声音，正以为是火星溅响，冬天到来时贴上的窗纸，像笛膜一样抖了几下，将一串悠长的颤音送到被白雪映照的老屋里。这些人家的孩子，全都高兴地提醒父母，是孙老师或者邓老师吹出来的笛声。大人们往往只是嘟哝一句，一根细细的笛子，还能响得这么远！笛声飘得如此遥远，的确难得一见。同样，明爱芬去世时的那场大雪，也是界岭一带山区近年来所罕有。
雪多得要用三天三夜才能全部落下来。融雪总比落雪慢，从雪停后到学生们能够在山路上平安行走，又用了七天七夜。放在往年，落雪成灾，只要一天一夜，就会有房顶垮了，压死人或猪牛羊等。村长余实后来在竞选连任时说，这场大雪是其政绩的最好证明，房屋没有压垮一间，家畜没有少一只，这说明家家户户的房屋比以前结实了，更说明家家户户收入增加了，温饱没问题了。
那场大雪中，只死了一只野兔。
那只野兔，被几只狗从厚厚的积雪中撵出来，蹿上一处石崖，或许是被白雪晃了眼，野兔再次纵身一跃，居然跳上村长余实家的屋脊。
界岭之事，哪怕是刚发生的，隔几天就会变成传说。比如那次余校长送学生回家，将老村长的墓碑当成了人的事，在这一带山里流传一阵，再回到余校长耳朵里，那块墓碑已经变成了老村长本人，还朝着余校长三鞠躬。
有了雪，天地间就会安静许多。平时十分响亮的狗吠，一到大雪天就变得如同老猫在叫。加上村长余实家进出的人多，那几只无计可施的狗叫得再凶，也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若不是村长余实的儿子在作文里，饶有兴趣地描写野兔蹿上自己家的房顶，外人也无法得知这件蹊跷事。
村长余实的儿子将这事写得很细致。刚开始家里人还不知道是野兔在头顶上跑来跑去踩得积雪吱吱响，以为是房梁被大雪压得直喘气。村长余实很有自信，既然邻居家那种破房子都没事，就不必庸人自扰了。野兔在村长余实家的房顶上与几只狗对峙了一天一夜，才被发现。村长余实的儿子想到外面去玩雪，主动要求到菜地里拔几颗白菜回来煮吊锅。他在菜地里扒雪时，望见自家瓦脊上蹲着一只兔子，连忙回去报信。村长余实气不打一处来，操起一支竹竿，爬到屋后的山崖上，冲着瓦脊胡乱挥舞。俗话说，竹竿再长也够不着瓦脊。可是野兔没见过世面，慌乱之中，居然对着瓦脊上的烟囱，一头钻了进去。野兔从高高的烟囱里摔进灶膛，因为贪恋一时的温暖而失去从灶屋后门逃走的机会，被村长余实轻易地逮住，用干辣椒加酱油红烧吃了。村长余实的儿子最后写道：爸爸一边吃着兔子肉，一边对我说，这是我家最特殊的一次特殊化。
事情之有趣，吸引了第一个读到这篇作文的孙四海，他用红笔将一些不通顺的句子改正后，让村长余实的儿子在班上站起来朗读。还没下课，邓有米就将孙四海叫出来，提醒他这样做不妥。兔子尾巴长不了——兔子跑到村长余实的房顶上，可不是什么好事。孙四海不高兴地表示，野兔上他家房顶难道是民办教师的责任？为此事，余校长认真地查找过词典，他发现，兔子虽然长相可爱，但与之相关的词汇都是负面的，如兔死狗烹、兔死狐悲、兔起鹘落、兔角龟毛、守株待兔、狡兔三窟、东门逐兔等等。于是，余校长也要孙四海慎行。从明爱芬去世，张英才被他们推荐转为公办教师后，孙四海变得更加深沉，他没有做任何分辩，就将这篇作文埋进语文作业堆中。
不过，这件事还是通过班上的学生传开了。等到他们听到传说时，已变成野兔站起来，将两只前爪抱在一起，冲着村长余实作了三次揖。第一次作揖是要村长余实注意野兔可能有特殊才能，否则很难上到他家房顶。第二次作揖是要村长余实深思全村人都没吃野兔肉，他却独享美食会不会脱离群众。第三次作揖是要村长余实考虑就野兔的生与死开一次村委会，哪怕是假模假式，让别人举手表决一下，也能体现界岭地区政治生活的进步。野兔作揖可以再三，不能再四，最终还是被剥皮抽筋，下了油锅。
传说传到学校，孙四海在余校长面前说：“界岭的土皇帝要换人做了。”
邓有米也说：“一只小兔子，还是野的，传来传去变成这个样子，肯定是有别的原因。”
余校长摇了摇头说：“在界岭没有人斗得过余实。你们还是安心教书吧，不要想别的。”
融雪之后，界岭一带有选举权的人全都集中到学校的操场上，乡政府的几个干部坐在临时摆成一排的课桌后面，用很大的嗓门说一些大家并不喜欢听的话，只有坐在前排的村长余实与他的竞争对手叶泰安，一个字也不敢漏听，还经常带头鼓掌。
村长余实和他的竞争对手叶泰安也要上台发表竞选演说。抽到二号签的叶泰安，上台没说几句，就让村长余实满脸通红，一边擦汗，一边目光重重地盯着余校长他们。
余校长心知肚明，叶泰安的演说稿，是由孙四海推敲过的。为了不让村长余实发现，他俩每次见面都是在老村长的墓地里。万一被人碰见，也能用怀念老村长来做掩饰。他俩这样做，也是为了老村长。老村长生前有过培养接班人的计划，在他之后由叶泰安当村长，叶泰安之后则是孙四海当村长。这件事在界岭从没公开谈论过，私下传说一天都没断过。只是老村长死得太突然，没来得及安排叶泰安接班，被余实一杠子插进来，打乱了布局。
孙四海帮忙推敲的是一些与大家贴心的话语，同村长余实的高调相比，这样的实在，肯定能让底下坐着的人，有比较强烈的反应。
余校长了解这件事，是因为孙四海曾经自鸣得意地对他说出“村阀”这个词。孙四海这样说时，有种掩盖不住的兴奋。正是这种兴奋让余校长有所警觉，追问之下，孙四海说了实话，“村阀”是他和叶泰安想出来，专门针对村长余实的杀手锏。孙四海以为，只要将这种极具乡村政治概念的东西拿出来，肯定能够引起多数人的共鸣。没想到还没公开喊出来，就遭到余校长的反对。余校长反对的理由是，既然有“村阀”，就会有“乡阀”、“县阀”和“省阀”，如此联想，肯定会生出歧义。所以，叶泰安最后发表的演讲，是听从了余校长规劝的结果。
每次选举都是由余校长带着几个老师唱票计票。这一次也不例外。余校长表面上心如止水，其实直到计票完毕，乡里来的干部认可了这场选举，当场宣布了新的村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他才长出一口气。余校长也有让村长余实落选的想法，通过这样的选举给那些只想当村长，却不愿发展教育事业的人一个深刻教训。
因为比对手少三票，村长余实落败了。
余校长觉得，村长余实少三张票，是自己和邓有米、孙四海将票投给叶泰安所致。余校长坚持说，他不相信村长余实就此兵败如山倒。别的地方，新村长上台，村里的人会大肆放鞭炮庆贺。界岭这里，新村长上台发表施政演说，下面坐着的人，非要等到余实拍巴掌之后，才跟着拍巴掌。
有一天，落败后改任副村长的余实路过学校时，给随身带着的茶杯加水，主动提起那个传说，十分委屈地说，野兔从烟囱掉进灶里摔断了耳朵，竖不起来，之后的事，简直是云里的雾，雾里的云，连影子都算不上。余校长他们听了，都不接话。余实指着外面的国旗说，界岭是中国的一部分，大家的认识也有左中右之分，小学生可以不讲政治，你们每天往黑板前一站，虽然是民办教师，还是要讲点政治才行。余实越说越明显，叶泰安的那点水平他很了解，当年有老村长力挺，都接不了班，这次能够大爆冷门以三票之差击败自己，根本原因是有人代写了演讲稿。
余实说：“在界岭，只有你们几个当民办教师的，或许将来有机会取我而代之。”
余校长说：“这个玩笑开得不好。”
余实说：“我不开玩笑，这就像四个人打麻将，三个高手在那里相互算计时，赢钱的肯定是另一个不通牌理的生手。”
余实离开学校的当天下午，界岭的政治生活就出现重大变化，半年前被大家一票一票选成村长的叶泰安，突然留下一封辞职信，到广东打工去了。叶泰安辞职的原因也很简单，村委会其他人全部抱成团，叶泰安无论说什么，或者想在会上通过什么决定，都是不可能的。这样，先前落选的余实顺理成章地成为代理村长。平时，大家都爱说，一只翅膀的野鸡，三条腿的野兔——狗都追不上。说归说，真有这种受伤动物亡命而逃的事情发生，也不会影响山里的平静。在界岭，一只野兔有太多的天敌，无论它死去的原因是什么，都是正常的。既然村长余实已经像野兔那样死过一回，但他有起死回生的本领，那些将票投给别人的人也会逆来顺受。
村长余实东山再起，邓有米说了一句酸酸的话：对付乡村政治老手，只能寄希望于对乡村政治一窍不通的民办教师。
不过，最让余校长他们心酸的却是公办教师的到来。
张英才离开界岭时，万站长就说过，要加强界岭小学的教学力量。张英才来之前，万站长也打过这样的招呼。余校长他们也明白，方圆数百里之内，像界岭小学这样全部由民办教师苦苦支撑的学校已经是少之又少，并且会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消失。很久以来上面一再强调的，要逐步取消民办教师。至于如何取消，传到界岭的消息，像夏季暴雨降临时山谷里滚来滚去的风，一时四变，来无踪，去无影，前面的来历没弄清楚，后面的压力又出现了。就像一年四季总有各种各样的风，关于民办教师的各种传闻，从来没停止过，余校长他们早就不着急了。用邓有米的话说，只要看看界岭小学，就会明白，这种一厢情愿的话，只有永远不来界岭走一走的人，才敢如此厚颜地说出来。
因为万站长有话在先，余校长每次跟他见面都会客气地要他兑现承诺。
有一次，万站长被问烦了，突然反问：“别以为我不晓得，你们这些民办教师，最不愿见到自己身边有公办教师！”
一向好脾气的余校长也不知怎么地跟着烦躁：“你也不要以为，披上教育站长的皮就真的很了不起，其实，里面的骨肉还是民办教师的！”
这句话很有效，一下子就将万站长的嘴巴堵住了。
后来余校长才听说，那几天，万站长的心情格外不好，是因为办公室被一个女人占领了。那个女人从十五岁开始当民办教师，是万站长管辖范围里民办教龄最长的，年满五十时却被辞退了。女人闹一天，哭一天，再闷一天，临走时说，她知道万站长是民办教师出身，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为难民办教师的。万站长无法为这个女人解决她所要求的任何一个问题。女人无可奈何地离去，是因为在省城工作的女儿闻讯赶回来，将母亲接去身边。女儿在省城过得并不顺利，母亲去后，睡在哪里，都不知道，但她还是坚定地劝母亲，就是做梦也不要回到这鬼地方来。女儿的话让母亲哭得更厉害，反反复复地诉说，没有几十年民办教师的经历，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
再与万站长见面，余校长就说：“有我们几个在，界岭的义务教育不成问题。”
万站长冷冷一笑：“难怪有人说，就是让界岭的某个男苕或者女苕当几年校长，也会变成老狐狸。”
不待余校长有所回应，万站长就转移了话题：“老余，你怎么越变越年轻，脸上的沟沟坎坎都快抹平了。”
暑假期间，全乡教师到乡政府礼堂集中学习，余校长和邓有米、孙四海一道在礼堂前面的路口遇上望天小学的胡校长。
胡校长说：“转正加薪死老婆——余校长有福哇，有幸享受到民办教师的三大喜事中的一喜，果然是神清气爽，一下子年轻十岁，可以再娶一个黄花女子了。”
余校长苦笑几声，顺着对方的话说：“明爱芬倒在床上几年，真的有些折磨人。”
胡校长突然一改机锋：“依我看，你还没有被折磨够，否则就不会让代课没几天的小年轻先下山。”
余校长明白胡校长的弦外之音，他故意说：“万站长答应了，下个学期会再派人到我们学校的。”
说是集中学习，也就一天时间。前些年，类似的学习最少要安排两天。来开会的老师，大多要带上被子，晚上休息时，将礼堂的长椅并到一起就是床，男女各占一边凑合一晚。现在改为一天，早上赶来开会，晚上还要赶着回家，并不全是因为经费短缺，不能明说的关键因素，是这些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的民办教师们，总爱用几杯酒将自己灌成醉生梦死的样子，然后发酒疯假戏真做，不亚于公开闹事。
全乡十几所学校近百名教师聚到一起，最忙的人当然是万站长。开会的事，总是虚的多，实的少，将作报告的领导和发言的代表安排好，就基本到位了。真正让他忙得不亦乐乎的是一大群民办教师。这些人来开会，丁点好处得不到，除了在总结报告中，用一百字左右的篇幅提一下他们，大会发言是不敢安排他们的。这也是有过经验教训的。
万站长因为是民办教师出身，加上内心深处对明爱芬有愧疚，当站长的第一年，就让余校长代表民办教师上台发言。余校长那时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对民办教师这一行的体会主要来自明爱芬，他在台上说，自己如果再在部队多待一年，就有可能提干，实在是因为妻子当民办教师太苦了，让一个女人在家独自承担，做丈夫的就太没良心了。不当民办教师，就不懂得民办教师难在哪里。当了民办教师后，反而不明白为什么民办教师比在城里当乞丐的人还要苦！余校长在台上发言，台下的民办教师没有不流泪的。因为大家太伤心，才没有闹出什么事。自那以后，万站长再也不敢让民办教师上台发言了。作为不成文的规定，县教育局私下也有相同要求。那次发言，余校长将部队里培养出来的锐气发挥到了顶点，随着明爱芬病情加重，身上的棱角很快就被磨圆了。
万站长眼下最担心的是望天小学的胡校长。瘦得只剩下一根刺的胡校长，资历与余校长差不多，脾气却大多了。此次集中学习，胡校长故意在人多的时候提起张英才代课不到半年就破格转正的事，若不是余校长他们将来龙去脉对大家说清楚了，很有可能在民办教师中酿成风暴。胡校长显然不肯善罢甘休，仍然在串联，想拉上大多数民办教师一起到县里去上访。
胡校长在前面点火，万站长必须马上泼水，忙得连中午饭都顾不上吃，好不容易拿到几个冷馒头，一边啃，一边拨开乱哄哄的人群直奔余校长而来，连个称呼都没有，张口就说：“开学时，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派一名支教生去界岭小学。”
余校长和邓有米、孙四海还在面面相觑，万站长已转身冲着又瘦又高的胡校长走过去，嘴里还说：“余校长主动找我要支教生，胡校长是我们乡的名师，要不要也派个支教生，跟着你见习一下？”
万站长这样说话，只是找借口接近那些被什么话题弄得面红耳赤的民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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